《罗生门》是我很喜欢的电影导演黑泽明的作品，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

故事发生在十二世纪的日本（相当于中国从北宋到南宋的动荡期，也是个乱世），武士金泽武弘被人杀害在竹林里。作为证人，樵夫、强盗多襄丸、死者的妻子真砂、借女巫之躯来作证的死者都被招到纠察使署，但出于各自的利己之心，而提供了让真相扑朔迷离的证词。

樵夫：目睹整个凶杀过程的樵夫，为了掩盖自己从死者身上拔去值钱短刀的贪欲，声称自己看到的仅仅只是尸体。

多襄丸：被真砂的美貌所吸引，因为一念淫欲，利用金泽武弘的贪婪将他骗到丛林里并将他擒住，并欺骗真砂丈夫病了，而将她也带到竹林中并最终和她发生了性关系。掩盖了自己为了长期占有真砂，作为堂堂男子汉而对女人低声下气的讨饶，也掩盖了自己打斗时毫无章法的胆怯，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武艺高超的勇猛之人。

金泽武弘：因为贪恋所谓的“荒堆宝剑”而中了多襄丸的圈套，扔下手无傅鸡之力的妻子不管，跟随他深入丛林，进而蒙受自己被盗贼所缚，妻子又在自己的面前被人强奸的耻辱。但他掩盖了自己贪生怕死的怯懦，以及作为堂堂武士，反而被盗贼所杀的羞辱，而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舍身求仁、剖腹自杀的勇士。

真砂：见到丈夫被擒后，欲刺杀多襄丸而不得，最终屈从并与他发生性关系，但为了自保，唆使两个男人决斗，并在目睹多襄丸杀死丈夫后，落荒而逃。为了掩饰自己的没有节操，而将自己描绘成被强盗凌辱、被丈夫鄙夷，多次寻死却不能的可怜女子。

人性的善恶之争，是黑泽明的很多电影的主题。而在他不少的作品中，虽然人性之恶席卷荧幕，但最终，他还是相信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就像在本片中，虽然道德崩塌、人心败坏，但最后，樵夫还是在良知的唤醒下，领养了那个被人遗弃在罗生门的婴孩，因为“家中已经有六个孩子了，也不在乎再多一张嘴。”而让行脚僧重新燃起了对人的信心。

如果说论及人性之恶，在精神分析领域，怕是无人能出弗洛伊德之右了。在他的关于人的两个本能驱力（本我）：性驱力与攻击驱力的描述中，就谈到了人类本性中对于包括性欲在内的各种享乐之欲求的追逐和对痛苦的逃避，以及对于他人的杀戮与毁灭的无情。

就如同在影片中的多襄丸，似乎完全活在其本我的操控之下，看见貌美的女子便生邪淫之心，极尽其能事去占有，而没有丝毫的道德与廉耻之心。便也如片中的金泽武弘，为了一己贪欲而置妻子的安危于不顾，又为了生之欲而尽其所能在语言上侮辱她，并将其拱手相让。却也如那生性凌厉的真砂，既然男人们都是如此货色，便挑唆他们生死相斗，自己逃之夭夭吧！

人类本性中最阴暗、最具动物性的一面，在这几个主人公的淫之欲、贪之欲、生之欲的本能驱使下彰显无遗。但如果人像动物一样的赤裸裸便也罢了，偏偏还有文过饰非之心，标榜勇武、标榜崇高、标榜贞洁，就像在雨中的罗生门听故事的杂工所言：“仁慈只是一种伪装，人们只想忘掉坏的东西，而去相信那些捏造的好东西。”那些面目全非的供词，只是在社会标准的评判之下，人的本我的再一次呈现：让自己看上去更好一点，而不去面对自己内心最龌龊的那一面。

如果人心都被本我所操控，那么在外部显现出来的，势必是乱世中的乱象。而对本我的制衡，在弗洛伊德的概念里，便是“超我”，我们也可将其称之为道德良知。

就如同片中的樵夫，虽然为了占小便宜而拔去了尸体身上镶有珠宝的短刀，并害怕被揭穿而做了伪证，但最终，还是超我的力量战胜了本我的力量，面对并接受了自己的人性中恶的一面，尽管有着乱世中存活下去的艰难，还是开始践行人性之善，收养了那个嗷嗷待哺的弃婴。

我们每个人的天性中都有阴暗的部分：自私、贪婪、冷漠、邪恶、淫欲、怯懦、虚伪、自以为是、爱占小便宜……不论是在它们的操控下为所欲为（仅有“本我”而无视“超我”），还是要做个道德层面的“善人”而不敢面对它们的存在（过度仰赖“超我”而压抑“本我”），皆有失偏颇。前者让人间成为地狱，后者，则让生活变成一个“假面舞会”。重要的，是我们在让成熟的道德感锚定在人格结构的同时，也能接受我们内心的魑魅魍魉，正如卡尔·荣格所言：人不是由于想象光明的形象而觉悟的，而是通过使黑暗成为意识。

(完)